葛民輝 (Eric) 答應我們做訪問的同一日，他在IG上Post了一張破爛的守門員手套相片，配上「是一個家境清貧兼孤單的守門員」的文字；在更早前，報紙又有報導說他的公司已經兩年零收入，但依然堅拒裁員，「外面風大雨大，你忍心叫他們走？不可能啦」於是我很「自把自為」的，就把Eric想像成一個願意自己蝕底，也要保住後方照顧好身邊人、現在可說難得一見的「好老闆」。

到與Eric坐下來訪談，說出我對他的想法，他卻笑著擺擺手：「這些都是你的想像，我沒有那麼偉大。」

「我中學就開始踢波——小學因為是在徙置區，七層樓廁所在中間，還有人把餸頭餸尾、尿袋往下掉的操場上，哪有得踢波？打羽毛球也可能會穿頭——到中學因為讀九龍華仁，去廁所的路程都遠過我圍住小學行三次，足球場又好美麗，所以無理由咁蝕的！難得考到進來怎可能還對著本書？當然是對住足球場、網球場、籃球場，大地在我腳下似的，所以中學的時候就幾鍾意踢波。」

他說那圖中的手套是近年為踢母校的舊生賽買的，殘破如此只是因為「啲料好渣」，而學生時代的他根本沒錢「買套上陣」，就連波砵都是拿著學校給的廿蚊津貼去國貨公司買「火炬」，而當時的同學都在穿一百二十幾蚊對的「三間」。

「那時對足球根本就沒概念。我們那時踢的是鴨仔波，誰知同學已經打緊小組滲入、One-Two，因為他們名校出身，著梯釘球鞋，我們還在穿白飯魚。所以搵位攝想入校隊，體育堂就選最無人選的位置，易執雞，就走去龍門口守龍門。只要你猜隊猜得好，在較強的那邊，那邊被人攻到陷你就睇風景。其實這個位置都幾好油水，風平浪靜沒事發生時撥下風、大難臨頭有事發生就罵後衛，幹嗎不回防呀？只是罵人、睇波，幾OK。」

「你說是不是做龍門就通常沒人留意？我又覺得不是。在我的年代，因為我是『綿羊隊』，對面攻過來而我又擋到的時候，你不知了，掌聲很厲害的！當年曾經有報紙，寫大坑東有場比賽對喇沙，那時爭分爭得好厲害，叮噹馬頭，『華仁力戰喇沙強隊』，無啦啦寫了我個名——這是我推斷的，因為他寫的是『高民輝』，可能拼音不懂得拼。學校體育部還把它剪出來，同學們笑我。」

「我不是一個很需要鎂光燈照住的人，反而你不照住我更好，我更開心。」

我嘗試提出另一個葛民輝願意照顧人的證據：他曾經在何韻詩主持的《菇武門》Podcast中說過，當年初入電台，深夜收工時會開車把German、光仔、以及住對面海的林海峰等人都送回家，然後自己才回九龍。這總算是在照顧人了吧？他聽到後笑說：「那是練定兵，知道自己日後有機會做Uber司機，熟路嘛！」

「那時我早有車，電台工作又做得夜，大家同事你知他搵幾多，又不能Claim車錢，行去九龍塘 (坐車) 容乜易被色魔非禮？German你大腿這麼大條。光仔住愛民邨又好遠，尤其林海峰那時未有車牌，他住對面海坐的士好貴。那我開車過海很快而已，早點回去早點睡，明天早點起身。是不是照顧人…我曾經開口問過他們，不用看咪錶，大家只夾隧道費好不好？但沒人理我。我想收錢的，我要求過收費但沒人理會我而已。」

「我可能是習慣了。例如我想做好多事，但好多時未必一定要你親手去做，一個團隊中互補不足我覺得是需要的。當我在前面打緊，『喂掩護我呀！下？冇人嘅？』這個感覺很不好受。所以我情願做掩護你的那一個，因為我都希望日後有一個隊友真的會掩護我，而不是『好！上！咦你們呢？』」？

「尤其這些團隊合作，你看到他想做，當然是讓他上。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做才能拿到經驗？不是的！我不介意有些想法、Idea你抄去用，你抄吧，我不會生氣，反而多謝你示範了一次如何攬炒跌落山。我看到他就是這樣跣腳，我下次著對靴就不會跣。不會蝕底的。」

「但我最喜歡的，是希望感染到其他人，當下次到我真的上，你真的掩護我。有機會時我去掩護人，到下次我被掩護的時候就知道應該怎樣配合。所以做演員是不是升職做導演？不是。而是做演員，做著做著你會希望有機做導演，看看演員應該怎樣配合導演，這樣你才會有進步。」

「我沒那麼偉大，只是覺得團隊應該要這樣。」

說到這裏我就終於明白，我對葛民輝的一切「幻想」，其實是出於對「應該要這樣」的理解不同。在我讀書的年代，龍門「應該」是猜輸的人被逼去做；我初出來工作的時候，同事們做得再夜都「應該」講聲拜拜就各自坐通宵車回家；而在過去兩年經濟 (以至整個香港) 都轉差的情況下，老闆「應該」毫不留情地裁掉員工減省成本。但對他來說，事情「不應該」是這樣的。

「七十年代的香港是怎樣的？我聽好多前輩長輩是走難來香港發展，做老闆的是應該要把員工當是一家人。過時過節——現在還未絕種的有西環、上環的海味鋪，新聞還要把它當新聞報 (笑) ——同事一起開年、食團年飯；或者老闆會知道，你的小兒子是不是升中學了？將來怎樣怎樣…老闆會留意他的『家人』發生甚麼事，大家的感情和溝通是一家人似的，有甚麼事是會共患難的。」

「我是在那個年代長大的，所以我覺得這是正常的。作為老闆，你不應該覺得自己是老闆，這些人幫你賺錢，他們才是老闆。你叻只是計劃方向，令大家一起賺錢，養到大家屋企。在七、八十年代，工廠也好、寫字樓也好、鋪頭也好，大家也會為老闆，不用說話，趕貨嘛，自然就打回家，今晚不用留飯；換過來個老闆也會自動自覺，夜了claim返的士錢，OT了真的會計。現在不是的，像老奉，大家不是朝九晚五，那個是半夜的那個『五』。那個概念好像全都歪了。」

「我又不是大機構，小本經營圍威喂幾個人，你都不留意下隔離那個？不應該是這樣的吧？老闆喎！不要以為老闆大哂，老闆是最細的那個，應該要去洗廁所的！間公司是你的，不是他們的嘛，你當然要弄好環境，計劃好方向，令大家舒舒服服安安樂樂。尤其這兩年你看到整個氣候，無理由這個時候散了。散完他們我又要問：我當你不理他們去哪裏搵食，出面風大雨大，到氣候回來的時候你去哪裏找回這些人？你怎會想到這麼孤寒、這麼自私？」

「所以不是一件很偉大的事，是基本。有良知有心你都會關心下隔離位那個，不是擔心他傳染你，是他真的病，咳喎，你都會關心下。」

在香港人的認識中，想起葛民輝首先想到的一定是「電台主持」、「軟硬天師」，有趣的是當台灣媒體報導他公司的新聞時，就稱呼他是「香港諧星」，似乎在台灣人心目中，他的演員作品更為深入民心。說起演戲，他說這麼多年來拍了近百部電影，甚麼角色都試過，近十幾年都沒再遇到過「很～～想做」的角色。

「這十幾年的作品可能都是認識一些新晉導演，他有作品想你幫手，好，那就嘗試配合，像守龍門似的，不夠人？我就來幫手守龍門——與我想組一隊足球隊是兩個分別來的。」他豎起一隻手指鄭重地說。

而早前開始宣傳，由劉翁執導、原本預定年初一上的《糖街製片廠》，則是其中一部最新的「幫幫手」電影。回憶起參與這部電影，葛民輝說當初是知道他們在萬聖節前想開鬼屋，後來就發展成「拍部電影去宣傳鬼屋，間鬼屋又宣傳電影」的模式。他覺得很有趣。

「萬聖節我當你十月，還要砌個景、寫故仔、埋位拍、還要是恐怖，農曆年上，行不行呀？我目睹這件事就覺得很有趣。當然，鬼叫我八卦——都教你不要伸個頭出黎，一伸出來就『啱啦！有個角色啱你演！』，就是這樣演了一日，但他拍十日我就跟足十日，因為我想拍下這個過程，為甚麼這班傻佬這麼傻？」

「你有沒有聽過大埔有個好猛鬼的地方叫『猛鬼橋』？就是說那裏有條山溪，上面以前有條橋，有一年有個老師帶學生去旅行，突然下大雨，老師就帶學生去橋底避雨，誰知洪水到來就全沖走了。那裏有個石碑，寫明老師和學生的名字——我們就是想紀錄一個石碑：2020年與2021年之間，在疫情之下，有些人可能未發病但上了腦，走在一起，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，到年初一套戲劇究竟能不能上映？當然不能啦！戲院有限聚令嘛 (笑)！ 那之後怎樣呢？現在就在剪接、拼貼這套紀錄片。應該是預備報名參加烏甸尼斯影展，Short電影，Short Short地的那些Short Film。」

Editor: 魏文青

Photo: Dicky ma @ Dicky-manana.com

Video: Dave @ MenClub

Makeup: Scarlett Yeung